鄂公网安备 42090202000378号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儒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像一条悠久的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流向未来。读懂中国儒学很重要，历朝历代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重要的儒学流派和他们的主要价值理念究竟是什么，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为我们简单梳理其中的传承。
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有那么大的影响，主要是这个流派具有极强的包容性、适应性，而且每一个时代都能产生出非凡的传承者，推陈出新。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这众多流派并不是相互撕裂，视如仇雔，而是各个流派按照自己对孔子的理解，参照自己的兴趣与所长，发挥孔子思想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春秋》诸传，其实就是各派根据自己的研究发挥孔子《春秋》学说的某一个方面特质，如《左传》重叙事，《公羊》重说理，《谷梁》重教化。
凡此，都是儒家学说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保证。
不过，在孔子之后真正开宗立派的，还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所谓思孟学派，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子思的及门弟子，或再传门人孟子。他们传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开始有意识添加一些新思考。子思的五行，孟子的仁政、性善、民贵君轻等，极大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因而儒家学说也从过往“周孔儒学”转向“孔孟之道”。
孟子的时代，中国的统一趋向已经很明显。孟子不反对统一，他也认为统一有助于社会平稳进步，但他格外强调统一主体的合法性、合理性，强调道德的力量，“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用道德的力量，用普遍主义的原则，统一并不是问题。
荀子画像
与孟子时代相当的荀子，也是儒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是那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学者，培养了两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学生，一个韩非，一个李斯。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人性恶，因而他格外强调礼制，以为只有用外在的客观的制度，才能驯化、规训统治者。
孟荀是从各自方面发挥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倾向，孟子倡导的浩然正气、仁者爱人，后来造就了儒者的精神与情怀；荀子强调的礼制思想又经过他那两个弟子的再发挥，则为久已存在的法家学说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后世的儒法合体在这里有了萌芽形态。
孟荀儒学是儒家思想史上的过渡期，紧接着秦汉统一，儒学的命运发生惊天大逆转。先是被秦王朝判为死刑，“焚书坑儒”；后又被汉武帝捧上天，成为传统中国统治阶级唯一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后来两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
大一统帝国虽然形成了，但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予以维持？在汉武帝之前并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今人读汉武帝对贤良方正的提问，可以体会出他的困惑。对武帝的疑问，董仲舒给予这样的回答：“《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从此，各家隐而不显，唯儒家独大。只是这个独大的儒术，不再是周孔-孔孟-孟荀之类比较纯正的学术，而是杂糅其他非儒学派思想要素的新儒学。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体系是一个伟大创造，他接续荀子的理论，将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闭环系统。君主为人间至高无上统治者，但他并不能赢者通吃，君主只是天之子，天，才是自然、社会至上的存在。而这个存在的根本又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意志才是天的意志。
董仲舒的这套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历史，如果说历代统治者很多时候还注意自省，注意爱民，也愿意罪己，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董仲舒新儒学思想影响的因素。
董仲舒之后的儒学，进入大致平稳的发展时期，东汉遇到第一次域外文化的冲击，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朝野对佛教并不绝对排斥，毕竟佛教对早期儒学不理未来世界的缺憾有所填补。佛教后来与儒学有冲突，主要的不是信仰，可能是寺院经济对世俗经济的冲击，佛教伦理对儒家伦理的颠覆。另一方面，佛教逻辑、知识、艺术，又深刻影响了儒学背景下的知识人。中国文明之所以在宋初重现辉煌，其实就是几百年儒释道三教冲突、磨合、融汇的结果。
宋代是中国文明的巅峰期，人才辈出，儒家思想经过佛道文明的冲洗，凤凰涅槃，达到一个新高度。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以及程氏兄弟程颢、程颐，对儒学重生贡献极大，所谓宋明理学，主要就是指由他们开启的儒家新流派。
至南宋，大儒有朱熹，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与二程合称为“程朱之学”，与南宋陆九渊又合称为“朱陆之学”，一个尊德性，一个道问学，其实就是西方知识论的两个方面，归纳与演绎。“朱陆”，加上明代的王阳明，将之装入早期儒家致知格物的框架，这一方面丰富了儒家义理，另一方面给后世读者带来相当困扰。
明代中晚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欧亚陆路交通的开启，中国逐渐步入全球一体化轨道，儒家久已意识到知识、价值的普遍性，早就承认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同此心同此理，因而具有与域外文明交往经验的儒家学术并没有对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感到惶恐，感到新奇，所以在明代中晚期，儒家学术逐渐开出一条实学的新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如果仅就中国学术内在理路而言，从王阳明的心学发展到顾炎武、王夫之、戴震一系的实证主义学问，具有不必怀疑的合理性，也是儒学史上汉宋、今古、思想与学问、归纳与演绎诸多相对峙而存在的必然。
假如不发生后来一系列突变，儒家思想肯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变化而变化，对于外来文明，也一定会像汲取佛教文明一样，汲取融汇。稍微意外的是，戴震的时代在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和社会重组，中西之间从平和的贸易、交流，渐渐走上对抗。
本文节选自《读懂中国儒学——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见《领导文萃》2022年8月（下）“高端访谈”栏目。
文章来源：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