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公网安备 42090202000378号中国PE行业到了很关键的时候 | |
高志凯：一个社会最重要有一个整体的价值取向。一分为二，奖罚分明，我们的社会要逐渐走向成熟。 鼓励创新的工作是银行、保险公司难以胜任的，但是PE却能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讲，中国PE行业：监管抑或自律？还是双管齐下呢？中国的PE行业发展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政策真正到位了，很有可能在5-10年内成为跟美国并驾齐驱的PE市场。 |
学位门和中国人的记忆 |
价值中国：看您早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您15岁上大学，21岁研究生毕业，并进入外交部工作。两年之后被选拔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人担任英语翻译。能否请您谈谈这段经历。 高志凯：我是77级的大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春天入学。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在他的亲自过问和布置下，中国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被重新打开，我以高一学生的身份和英语高考状元的成绩被录取了，1978年春天，进入苏州大学学英语；第二次跳级是在大学三年级时，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研究生，所以本科阶段提前半年毕业。 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外交部当时人才奇缺，十年之间很少有新人进来。当时做过我直接上司的，包括是杨洁篪、周文重这样的老领导，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十岁到十五岁左右，他们为培养新一代的翻译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我能在较短时间内脱颖而出，主要是靠老同志们手把手的传帮带，当然赶上中国的发展大势也是重要因素。 我当时被称作解放后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中年龄最轻的人——我给邓小平同志开始当翻译的时候，只有23岁。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和锻炼。我在年龄和学历上都有一定的优势。归根到底，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如果不是小平同志1977年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我不可能有这样连续跳级的经历，甚至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以及后来到耶鲁大学继续圆求学梦的可能。 跳级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读书早不一定好，人还是应该全面发展。就我个人来说，比如在大学期间，为了挤出时间学习，我几乎没有关注任何与体育有关的活动。另外，当时学校里组建合唱团，同学们认为我的嗓音很适合男低音，但是排练演出要占用很长的时间，我只能忍痛割爱。读书早有所得、有所失，这是我的机会成本吧。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假学位这类的劣迹深恶痛绝。使用假学位，投机取巧，不劳而获，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而且还是法律问题。有些人可能得逞一时一刻，但是最终还是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过去三十年从无到有，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现在处于更上一层楼的新阶段。这三十年的路其实走得很艰难；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下一步我们要在质量上上一个大台阶，在价值链上要勇于攀登。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学有所长、学有所用、诚实可信才会更有价值，人的荣誉、尊严和诚信都应该变得更加重要。 价值中国：“学位门”事件曝光之后，网上很多人对此发表看法甚至帮助唐骏辩解，你会发现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价值观。 高志凯：这种现象一方面令人费解，另一方面也其实很好找原因。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笑贫不笑娼”。在一个社会快速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想法都会层出不穷，这本身并不足为奇。但最后总应该有一个整体的价值取向。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不断强调一件事，那社会整体价值观或者风气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走。社会的价值取向非常关键，会影响其中的每个人。 很多国家对于使用假学位都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制裁。比如美国有些州规定，禁止拿着由没有经过授权的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的人自称为博士；禁止凭这种学位评教授、系主任等；澳大利亚、爱尔兰、南朝鲜等国近年来都处罚过使用假学位的人员。更麻烦的是，有些人身上戴着光环，容易影响到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这样的公众人物使用假学位问题就更加严重。使用假学位不仅是道德问题，而且还是法律问题。使用假学位进行招摇撞骗，一定要严查法办。相信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有法制观念和起码常识的人会予以反对。 学位门事件提醒了我们，能力归能力，但这种事情必须要有个明确的区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需要有这种诚实守信、实事求是、严谨负责和一分为二的精神和态度。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有时候会走极端，要表扬一个人，则近乎完人；要批评一个人，则万恶不赦。慢慢地，我们这个民族应该逐渐成熟。 但愿学位门早日尘埃落定。但愿越来越多的有志者远离投机取巧，通过真才实学和勤奋努力来创造辉煌。但愿诚信、尊严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和主色调。 价值中国：我们的文化中一贯都有着“成王败寇”的看法。 高志凯：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成王败寇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以后中国还有人用造假的方式来获得成功，即便得逞，那也是一时一刻，最终还是会被历史所否定。 中国人的记忆是很长的。中国的传统节日里面，唯一只有一个节日是纪念一位历史人物的，就是端午节，它纪念的是一个投河自尽的人——屈原。他是一个爱国者，不断建言献策却招致嫌隙，惨被放逐。当国破家亡时，他投河自尽。这么一个貌似“失败”的历史人物，却在中国赢得了几千年的尊敬和爱戴。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文化很有意思。孔夫子都没有一个专门的节日，我们也没有为秦皇汉武等帝王将相设定纪念日。我们年复一年纪念缅怀的，却是屈原这样的人。为什么人不能作假？如果屈原在国家灭亡的时候逃跑、叛变或者偷生了，还有人会纪念他吗？我们还会驾龙舟、投粽子吗？所以说人不能投机取巧；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要吃苦耐劳，要有奉献精神，要有为真理和荣誉献身的勇气。像学位门主角那样的人，他的工作能力大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使用假学位，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赔礼道歉，真心悔过。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连这点标准都没有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些风气并不很好，真假学位混杂，真的假学位和假的真“学位”得以得逞，这都是很危险的问题。如果当事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社会对此不能有明辨是非的标准，那么这种不正之风会败坏我们整个民族的风气，会败坏我们整个中国的价值观念。 我们的年轻人中，每年有六百多万大学生毕业，大学和研究生在校学生总数有两、三千万，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的价值观就会被扭曲。中国的忠、孝、仁义、道德、诚信等优良品德，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要保护中华文明的长城。 反过来，自毁长城的行为，同样也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学位门主角扭转不了，没关系。十个呢？一百个呢？一万个呢？中国还有希望吗？价值取向肯定会走向歧路。如果大家都不想认真读书，都不想通过勤奋、努力和辛勤劳动来取得成功，那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出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什么希望？ 我在美国读书时，学费大约每年两万美元，加上生活费至少三万美元一年，耶鲁法学博士要读三年，读下来十万美金是要的。而买一个假博士学位才两千三百美元。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交易似乎是大大有利。但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我们的长城就会不攻自破，“哐当”崩塌。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纪念屈原这样的爱国者。屈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来证明自己的爱国，在国破时刻愿意杀身成仁——这才是中国人传诵千秋万代的事迹。“成王败寇”这种观点如果泛滥的话，那么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优秀传统可能会丧失殆尽。 价值中国：您后来又到耶鲁大学去念法律博士，之后经历了一系列职业生涯的 “跳级”。您也说过，“我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但公共服务是主线，从来没有变过。”您一直倡导并积极实践的公共服务和我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请您为我们做些介绍。 高志凯：我在耶鲁时对于公共服务的感触很深。它和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很相似，但也有些区别：我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不一定非要是政府官员。摆个地摊、免费给大家剃头、帮助残疾人等等都是为人民服务。美国所说的“公共服务”更多是指到公共部门去工作，当议员、法官、检察官等等，主要是通过政府和其他公共职务，为广大人民服务，或者是做社会工作者——奥巴马原来在芝加哥就做的是社会工作者。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概念。美国的公共服务强调在公职上，为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多做点事。 我觉得公共服务在我们国内应该大力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这方面为社会多做点事。当然，有钱捐钱，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制度性、有普遍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要勇于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以正视听。 PE行业：监管抑或自律？还是双管齐下？ | 高志凯简介 高志凯博士现任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时事评论员，亚洲协会全球理事等。高博士目前从事私募股权投资活动，曾担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第一任秘书长。高博士在外交、法律、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证券监管、公司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曾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公司秘书、投资委员会委员和中海油国际公司董事等要职，也曾在中国外交部、联合国秘书处、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等机构任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高博士曾担任邓小平等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高博士还担任过香港证券与期货监察委员会第二任中国事务顾问，为中港两地的证券监管与合作做出过贡献。高博士经常在国内外主流媒体上发表中、英文的文章，其文章和作品已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财经》杂志、《北京周报》、《环球时报》、《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CNN网站等国内外主流媒体。高博士还广泛接受国内外主流媒体采访，在公共外交方面多有建树。近年来，高博士在很多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具慧眼的见解和政策性建议，其中不少建议已经获得有关部门的采纳和重视。高博士是《鱼钩与长矛》理论的首创者，该理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被我国最高领导人采纳，并被全面运用于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中，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的圆满完成做出了贡献。中央电视台专门就此拍摄了长达32分钟的题为《奥运档案---鱼钩与长矛的故事》的专题纪录片，从2009年1月开始在央视多个频道多次播放，并出版了音像作品向社会发放。该专题纪录片已经获得“中国新闻奖”提名，目前正在评选过程之中，估计2010年秋天会有评选结果。2009年7月，《新周刊》专门发表了题为《一个个人智库的体制外进谏之路：高志凯：“钩矛”之后，还有PJP》的纪实报道，专门介绍鱼钩与长矛理论。高博士拥有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和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和苏州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学位，是苏州大学的校董。高博士是美国纽约州的注册律师。 |
价值中国：价值取向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动力，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感谢您对学位门及相关问题发表的看法，我们能够体会到您对于其中折射出的问题的深深担心。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像您一样的人士推动公共服务事业，以建言献策的方式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PE/VC行业的。你怎么看待PE/VC这样一个在中国可谓刚刚起步的行业？另外，请您谈谈国家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中的应有角色。会不会又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 |
高志凯：PE/VC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你要去看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历史，最早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在中国开始运作都不到二十年。但真正比较大规模的运作，也就是过去十年左右。 在中国运作的风投，过去往往都是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即资金来源在国外，项目在国内，出口也在国外。他们在国内寻找的是投资机会。这对中国来说有好处，我们有很多企业都是在它们的支持下做起来的。但它还有一些好的作用，在中国没有发挥和体现出来。比如中国有大量的资金，怎么管理？中国的资本市场怎么发展，能不能借助PE/VC？之前很少有中国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在A股上市的，现在，这种情况慢慢开始转变了。因此我觉得PE、尤其是人民币PE，它的三个方面都在国内，更有意义。这并不是说美元基金就没有作用了；中国市场如此之大，完全可以一起共存，所有基金都可以发挥作用。 对于人民币基金来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非常迅猛，资金很充足，银行里的存款很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也很大，资本市场非常活跃，还有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很有钱。但同时资金也缺乏投资机会，只能要么存银行，要么投进股市、房市。股市波动，泡沫越来越大，那泡沫破灭以后资金去哪里呢？但PE除了本身投资的功能以外，还可以解决充裕资金的出路问题，可以使得资本市场更加活跃——从这几个角度来说，PE的发展至关重要。 PE是发展的趋势，资金量充足，不论是国内的人民币还是外汇收入。而且现在不管是国企民企都要走向国际，这就会涉及到大量的资产收购、公司收购与兼并活动，也就特别需要PE这样的“润滑剂”。它实际上是一种中间服务，帮助规避风险。 在收购中，如果国企到海外收购，很多国家就把标准定得很高，有各种审核、资金的要求。如果通过PE去做呢？像社保基金，他的钱实际上不属于政府，是属于老百姓的，但是仍然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它到海外做收购的时候门槛就低得多，总的代价也会低很多，但仍可以跟我们的国企有业务上的联系。这何乐而不为呢？ PE对于推动中国公司体制的改革，以及更好地利用包括人民币和外汇在内的各种资金，帮助我们规避很多风险，更好地在国外树立更容易被别人接受的形象，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另外，最近股市很低迷，创业板风险也在积累。对这些内在问题的解决，我觉得PE也可以贡献力量。 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过去可以借鉴的PE行业的国际惯例目前正处于动荡与不确定的状况之中。那么，到底PE行业应该强调监管抑或自律，还是双管齐下？现在的取向还不明确。 现在都在强调监管，但其中有些问题被忽略了。PE投资往往以十年为周期，投资的整个周期是连续的，而且在一个周期里面像蝴蝶成长一样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等不同阶段。但我们国内的监管现在是几个部们各自分管一块儿的。有种说法， “对于手拿锤子的人，什么问题都是钉子。”是钉子，会敲一敲；是螺丝钉，不会拧，还是得敲；看到鸡蛋、西瓜，也只能按钉子的方式办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理顺。 另外，各个部门的合作要强调效率，要平衡自身的风险防范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如若不然，相互扯皮的事情在所难免。其实，很多亟待解决的事情，都因为部门利益弄不清楚，耽误很多时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三网融合，都有这样的问题。由于制度性的东西稍稍落后于发展的速度，会让中国丧失很多机会。现在PE的发展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着。这也会有不良后果，也应该强调。 除了监管与自律，PE还有一个风险的问题。每个PE、每个项目的结构都是各有特色的，但很难查清楚。这确实是监管和自律的难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欧各国的PE基金行业疏于监管，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即便是行业协会的自律工作，基本上也是以自愿为主，少有硬性的强制性规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各国已经意识到对对冲基金行业、包括对PE行业进行适度监管、加强自律的必要性，并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 |
价值中国：PE行业有哪些根本的特征？ | |
高志凯：PE行业的根本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国际因素。PE行业源于美欧，由于种种原因，该行业长期以来疏于监管，疏于自律。由于美欧的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多采用离岸结构，且多用诸多不同离岸地的结构，这使得有效的监管与自律管理更加难以实现。虽然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内部往往拥有缜密的结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包括风险防范和税务考虑等），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往往在不同的注册地和管辖区登记注册，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不同需要，灵活利用不同的结构。但对监管部门和自律组织来说，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往往缺乏透明度，各国和各管辖地的监管部门和自律组织往往只能一管观豹，只见其斑，不得见其全身。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的这种跨国别、多管辖区、故意分散、同时又能高度集中决策的特征，很大程度上与避税有关，但又不全是。因此， 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监管和自律的国际惯例目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另外，PE基金的私秘性。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的一大特点就是其私秘性（或隐秘性、隐匿性）。这些特性反映在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可以包括：（1）筹措资金；（2）普通合伙人（GP）在投资决策上拥有相对于有限合伙人（LP）的独立性；（3）PE基金的合伙合同、GP与LP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包括出资、跟投、特殊安排、利益分配、赎回、合伙解散等等）通常都不公开对外，外界很难了解清楚；（4）GP投资决策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公开性和隐秘性；（5）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本身少有必须披露和公示的义务和责任；（6）疏于监管，疏于自律的特征使得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可以相当隐蔽，即便外界想去查询，也很难查询清楚；（7）PE基金通常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因此对受投公司（也称“被投公司”）进行投资也不必披露或公示很多信息。 | |
价值中国：行业协会在PE行业发展中该扮演什么角色？您之前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备组的秘书长，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 |
高志凯：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有一个，上海有两个，天津也有两个，深圳、香港各有一个。为什么上海和天津有两个呢？这也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上海管金融和管外贸的两个政府部门分别组织了协会。很多外资PE不认为自己是金融机构，因为资金来源不是国内公众、又不买保险，在国内是个纯投资性企业，就挂靠了商务部门。但其实还是应该统一的，这样效率比较高些。我们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协会。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机制，是有一个全国性的协会，然后在全国各地，包括前面说的那几个地方，也包括重庆和各省都有自己的分会。 全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还没正式启动，但当时我作为筹备会的秘书长，有幸跟北京、上海、天津、深圳、香港的协会有所接触。香港有协会是因为那里税率较低，金融业发达，而且基金的成立比较简单。而且，很多从业人员喜欢住在那里，做业务时再到大陆出差。但他们还是做大陆的事，两头在外。现在香港协会也开始想做人民币基金。 目前来说，仍未有效地把各个地方协会整合在一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PE的风险。我觉得我的担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像美国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可以“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当假时假也真”。 举个例子，金融危机以后，很多美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就说，你不要cash call（筹现金通知）了，咱们不解散这个基金，但你不要再拿项目来找我要投资。他们对外仍然宣称正常运作。你问他有没有钱，他一定会说“有！”而且是十个亿，二十个亿。但他没法投了。他没给你投，就欺骗你了吗？没有啊，一个项目从开始看到真正投资的时间可长可短，可以是一两个礼拜，也可以是一两年。他也没说错啊。 这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是上市公司，它必须做公司信息披露；但PE基金及其管理公司本身少有必须披露和公示的义务和责任。这可能会有什么损害呢？如果是好的基金，没事；不好的，那就有事了。国内非常容易出问题，像之前就有过非法集资的案例。 各个部门、各个层级都非常急迫地想要监管，实际上都是各管各的，非法违规的行为却可以游离于他们之间钻空子。一方面，这个行业的资金可以翻倍地涨。虽然往往基金内部有规定，单一投资不能超过10%或20%甚至30%。我可以跟你说我有十个亿的基金，但我投资的时候可以倍增上去。你需要多少？100个亿？小儿科，我拉几个基金来拼盘嘛，100亿不就解决了。 另一方面，它还有一个递减的作用。我跟你谈的时候说可以投一百个亿，你一看，我过去确实还有过100亿的投资，但你没想到我自己内部都已经不准cash call了；另外，有一个项目做错了，别的基金都不跟我玩儿了。所以我的承诺是真假难辨的。虽然PE的运作有一定规律，但一定要保证有顺畅的信息掌握机制——而这是目前各管各的监管模式做不到的。 因此，一方面这个行业在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自律和监管何去何从，相互关系如何，都还没有定论。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它的关系、比例、掌握的度在哪儿，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根据目前国内的状况看，很少有哪个机构能弄得比较明白。每个机构只管自己的那一块儿，要是遇到需要相互协作的问题，除非有来自更高级别的要求，不然无法协调。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 |
价值中国：这确实是个绕不开的坎。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请您帮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一下，中国的私募股权行业，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基本成熟？ | |
高志凯：我认为我国的PE行业正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发展阶段。PE投资的方法论在西欧和美国已经比较成熟了。而且它已经经历了西方资本市场三四个周期，经过优胜劣汰，理念也在不断更新。中国发展PE的时候，并非完全从头开始，而是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 另外，在人才上也有重叠。国内现在很多做PE的人就是原来在美国做PE的人，现在带着美国的基金回来，想做人民币的基金，但理念是通的。第二种是离开了原来的基金，自己单独成立人民币基金。还有就是像鼎晖、弘毅这样的机构，钱都是国外从筹集的，但基金的管理团队里都是中国人。他们原来在国内做VC，帮助企业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现在准备用同样的方法拿人民币来投，让企业在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上市，这个里面也有它的连续性。 此外，还会有大量新的人员投入这个行业。除了以前在国外做PE的，还有原来做投行、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风险防范、价值发掘方面都是相通的，只不过分工不同，但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最后，国内的商学院学生、学金融的学生，原来最理想的去向是投行、券商，那下一步，其中的精英分子可能进入PE行业，成为新的血液。 从国际上资金量、投资机会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增长强劲，一个是经济规模大，一个是板块多，内容丰富。每个领域的变化也大，都在更新换代，不断涌现新的东西。一方面，这是催生PE这种中介服务的最好氛围。另外，对资产管理的需求很大，各路豪杰纷纷涌入。 广泛使用的语言、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律体制、13亿的人口，跨地区经营的障碍较小，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等等这些条件，都是促进创新的好环境。在中国进行一项商业创新，如果进了前三名，在全世界就稳坐泰山了，再到非洲、东南亚拓展就很容易了，这是很难得的。 而且，为什么PE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有更大的机会？因为证券、保险、商行，金融业内部互相转换都不太容易，但中国的PE却是个大熔炉，各路英雄都可以进入。能拿到项目，能弄到钱，能获得上市指标，都是可以称王的，PE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很多样。中国的PE行业发展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政策真正到位了，很有可能在5-10年内成为跟美国并驾齐驱的PE市场。现在虽然还很小，但爆发力会很大。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国内市场应该珍惜，而不是去扼杀它。风险要控制住，监管和自律的关系要处理好。 我们要充分利用PE来完成目前体制下难以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化解大型国企国际化遇到的种种困难。在资源市场上我们还没有话语权，从这些角度来说，PE能笼络资金、笼络人才、笼络投资理念、活跃资本市场，又能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带进国外理念，像互联网领域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但是我相信虽然目前我们更多仍然会拿来主义，但三到五年之内，很有可能中国会首创一些东西，提出新的理念，是西方所没有的，能够一步领先世界，就像facebook、twitter那样。而且，以后我们做出的东西不只会关注中国市场，我们会到世界市场上去推广，能应用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创新应该大量鼓励，而鼓励创新的工作是银行、保险公司难以胜任的，但是PE却能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 | |
价值中国：我们知道您在摩根士丹利做投资银行工作，然后回国参与创立了中金公司。鼎晖是原中金公司的直接投资部门，由于相关规则的改变，从中金分离了出去。既然私募基金如此有前途，像中金这样的投行，还会重建或新建类似PE的业务吗？ | |
高志凯：这是趋势。 |
(来源于价值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