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公网安备 42090202000378号到2012年，国际“四大”在中国设立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20年的合作就陆陆续续到期，当年在WTO提案上当时的“五大”竭力争取的是要百分之百的独资，现在才过了几年，国内形势、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怎样从那个框架转到新的框架，这是中外双方以及中国各个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课题。 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富裕政府，同时也还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政府。特殊情况特殊政策，肯定是要解决特殊问题。2009年底，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即56号文件，清晰描绘出这个行业今后发展的路径。 （注：所谓“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指世界上最有名的五家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安达信涉及安然事件，现已倒闭），即安达信、德勤、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一般主要分审计部、税务部、咨询部，主要的业务是审计、会计、会计咨询、公司财务、税务咨询、管理咨询、公司重整及其他服务。） |
国际四大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转型 |
价值中国：现在安永华明的企业性质是中外合作？ 葛明：现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这样的。中外合作是1992年开始做起来的，这个行业里中国政府是很强势的，现在还没有完全让外国会计师事务所独资来做。而其实外方主要是想通过一个合理的平台在中国开展审计业务，这是它的根本想法。合作初期，中方背后是政府，但是到1999年时脱钩改制，不允许政府办企业，中外合作的力度就一下子减小了。所以现在中外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外方四大在主导业务、发展等。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进行了数项金融服务方面的谈判，当时美国与欧洲政府代表坚持提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准入问题。为什么这么提？因为在贸易的框架里，会计信息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会计信息的标准，无法在贸易的框架里执行WTO的条款并进行约束。当时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依然还是强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更大的市场空间。 然后，安然事件的突然发生，一下子提振了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士气——原来西方这一套体系值得怀疑的东西也很多啊！与此同时，财政部更加注重提高会计质量，大力培养会计师行业的领军人物，开展会计师考试，鼓励年轻人投考会计师行业，吸引大批海外留学生回来加入这个行业。同时促使香港联交所国际会计师准则委员会承认中国准则的合理性，等效、趋同、接轨。这一系列的举措，使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做大做强，并择机走出国门。 而现在，港交所向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开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除了本土所与四大所在H股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不出意外，2010年开始，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长期独占中国内地公司赴香港上市审计市场的局面将彻底改变，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将迈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包括今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要出现国际板。于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四大就要和当地大所竞争了。这对 “四大”主要提出了四个新的挑战。第一，价格；第二，标准；（你提出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国内不一定需要这么高的标准）；第三，在开发业务时，国内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文化、人文方面的特点，比如关系，而这种客户开发的方式在“四大”绝对不可能；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这些迫使“四大”加快本地化进程，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提高可信度。 即便如此，四大依然有自己的很大的优势和空间，像IPO市场，包括做进入国外创业板的保荐人等等，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H股开放了，但是真正要做起来，得有几百个几千个技术障碍要突破，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技术能力。另外，香港、美国市场也不是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能做的，即使是“四大”，也只有一部分合伙人专做这个事。所以，只能说我们遇到了新的挑战，也许由于国内所的出现，可以促进我们加快、更好地做这个事。 价值中国：安永华明是一个中外合作的企业，这是否是中国的特殊性？ 葛明：这是世界罕见的。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上是采用合伙制的，公司制基本上是没有，也做不大。中外合作就更是创举。这是由于成立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决定的。 价值中国：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行业。 葛明：是这样，是人合而不是资合。因此，公司制不适合会计师事务所。中外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毕竟也是个公司，这是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下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是要逐渐消失的。 价值中国：会计师、审计师等更多是一种品牌资产。 葛明：国际四大在品牌、信誉、审计策略和人员储备上都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在今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上市，用本土所还是四大所，估值是不一样的，最后会影响到企业的股价定值和投资银行、发行商的发行。因此，如果企业的目标是进入国际市场，在IPO阶段就非得找“四大”不可。在2007年以前，这一块还是卖方市场。而现在金融危机之后和国内本土所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下，竞争就是中外合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现在确实是要加快本土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尽可能在这种体制下脱颖而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训练他们。 四大的品牌优势是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短期内无法比拟的。所以对我们的惩罚也很严厉。像安达信，百年老店，但是毁灭却是在一夜之间。一个案例就可以说清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维持品牌，四大的内部治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首先，合伙人重要资产不能出现道义上的差错，所以不许买客户股票，亲戚朋友不许在客户相关企业任职等等。在做的过程中又是一级级审查。而且，我们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审计程序。所以，审计过程中只要把这些程序做到位就行了。现在我们派出去的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很多企业会有疑问，收费很高，但为什么都只派一些年轻人来？其实这些年轻人是去收集资料，回来之后具体审计工作都是程序做的。所以，这整个理念还是很先进的。为什么？就是为了维护品牌，保证不出问题。不断监管，不断检查，需要填很多资料。这一点和国内所差距还是很大的。 价值中国：在治理结构上，目前公司层面是中外合作，那合伙人呢，在法律上对这个是怎样安排的？ 葛明：现在的现状是，不仅是安永，四大都是这样，越初级的员工本土化比例越高，95%都是本土化。越上层像合伙人本土化的比例刚好反过来，本土化的合伙人少于外来的合伙人。另外，一个团队里合伙人、经理和审计员是有比例的。四大实际上还是按照合伙人的方式在管理。 到2012年，国际“四大”在中国设立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20年的合作期就陆陆续续到期了，财政部也明确表示不再希望延续这种形式了。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下一个石头是什么？这就得按照《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这几个形式来做。一共有4个形式：个体的和集体的形式，肯定不适合大型的事务所；余下的就只是公司制的和有限合伙制比较适合大户。不光是“四大”，本土所也是这样。现在大型本土所都是公司制的。下一步要么是公司制，要么是有限合伙制。当年在WTO提案上“四大”竭力争取的是要百分之百的独资，现在才过了几年，国内形势、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怎样从那个框架转到新的框架，这是中外双方以及中国各个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课题。所以，虽然看起来平静，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不仅仅是一个理念的传承，也是责任。一定要把中外合作的形式转换为一种新的形式，在中国有时候形式很重要，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很难约束住方方面面的东西。 | 葛明简介葛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所在行业：金融，保险，证券。1972年被推荐进入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育英学校当英文教师1979年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财政科研所所长许毅教授。1983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西方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1981年5月，前往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实习。1982年回国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会计学硕士学位，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西方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是国内最早一批被派往美国安永会计公司学习的人员之一。回国后，曾为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期间为多家企业进行会计审计，并担任兼并、重组与上市的顾问。1983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1983年被分配到国家事业单位中华会计师事务所。1985年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合资成立中安经济财会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财政部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葛明以中华副总经理的身份，被调往香港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主要服务于香港投资内地的“中国概念”企业。1992年安永获准与华明在北京成立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葛明兼任副总经理。1995年由于组织调动回到北京，担任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1996年政企脱钩，葛明专注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9年安永华明与财政部脱钩改制，葛明成为事务所合伙人。 至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 |
价值中国：您1981年去美国，经历了东西方思维和文化的撞击，经济实力等的巨大落差，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程和中国的发展，您的感受是什么？ | |
葛明：我们这代人严格来讲，思想是裂变的。在西方需要几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都浓缩在这几十年里发生。这代人很多思想是扭曲或者是复杂的。而80后，他们实际上是单纯的，所以也是真实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比起大多数同龄人，我算是幸运的。对我们这代人，恢复高考其实是个巨大的转折。有的人赶上这三年，国家百废待兴，前面的机会特别多。有的人成功了，就成为这代人里的成功者。过去的经历虽然都是一个无奈的经历，但也挺丰富多彩，是不可复制的。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追求人生财富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现在我们这代人也到了要多考虑回馈的时候了。其实很多人大概都有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想法。 成绩大还是问题多？ | |
价值中国：您是1951年生人，亲历60年，如果您来总结，你的观点是什么？ | |
葛明：我是1951年生人，属于老三届，后来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学过工，学过军，换句话讲就是工农兵学商都经历过了。 我从亲历者的感受客观地讲60年分两段，后30年不是凭空来的，它是根据前30年的基础奠定而来，无法割裂。我引用一下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观点，他提出前后三十年的划分，我是比较认同的。前三十年他认为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这段时间有几件事是可圈可点的。 一个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没有它，后面的改革开放是不可以想象。看那时的经济指标，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什么叫一穷二白？我有体会。那时百废待兴，有统计数字可查的，多少黄金白银包括人才都到台湾去了，主要的工业基本上也没留下。而且，还要肃清土匪、特务等。但是要说明一点的是，那时候阳光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的感召力，吸引了像钱学森这样一批优秀的海归义无反顾地回来，并做出了很多成绩。此外，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建设取得的成绩仍然还是非常显著的。 当然这个探索到后来，出现了一些偏差。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这些问题十分复杂，这里不展开说了。前三十年做了这么多努力的工作，其实也是在思考怎么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发展与富裕贫穷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及红色政权的延续性等这些根本问题。 到了后三十年，中国的改变是巨大的。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探索的年代。后三十年其实也发生了三次比较重大的思想上的开放，第一次是“两个凡是”和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论。这个思想解放导致邓小平的复出，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焕发出了很多的积极性。经济方面——特区的成立，城市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出现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明确论述；第二次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社会主义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那时针对究竟是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还是要回过头来防止和平演变，又出现了一次辩论，最终明确了“发展还是硬道理”的发展方针；1999年又出现了一次关于“私营经济到底是祸水还是活水”的辩论，那时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使得改革开放得以一直往前推进。到2009年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对这三十年到底是成绩大还是问题多，新一代领导人也是给予了肯定。 | |
价值中国：您个人认为这60年我们是成绩大？还是问题大？ | |
葛明：我个人还是非常肯定前三十的铺垫和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取得的成绩的。 将时间拉长来看，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发展的这60年，中国共产党或者说这些海归们他们起了多大的作用！相对于1840年代中国最积弱的时候，按照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会是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个近200年时间段来看，每一代人的付出、贡献和流血牺牲都有它的作用。 这段时间还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民有、民治、民享”。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民族独立；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等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等发展方针，到今天“G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提出，意为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这个概念的提出，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成绩；民生方面，我的感受也非常深。我1982年去美国，当时在国内每月的工资只有39块人民币，这在国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我承认现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严重，但是从绝对值来讲，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提高。那么，下一步就是民治、民享、民权等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很多地方解决的并不好，成功案例很少。这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60年，成绩是第一位的，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问题是第二位的，但第二位的问题也很严重。这就促使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现在提出保稳定、调结构，我个人觉得这还是很有希望的。 其实，在这次金融风暴之前我们一直在调结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适度从紧”。但在调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从会计师的角度来讲，这是很突然的。像雷曼，从会计报表上看，它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公司，是突然流动性出现了问题，政府不施以援手，于是就遭到了灭顶之灾，最终导致全球多米诺骨牌似的金融风暴，措手不及。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中国政府的调控方向做了一个掉头。这个猛然的掉头动作是很危险的，但我们确实是做成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等政府也采取了政府财政拉动的措施，但实际上他们的政府是捉襟见肘。不像中国政府靠以前的积累，政府拉动举措确实是很有效的。我们内部也讨论过几个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像广东、福建加工企业里多少民工会失去工作机会，他们会回到农村去，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地没了，也不会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生存呢？会不会闹事？会不会发生动乱呢？结果没发生。说明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调控能力还是很强很有效的，稳住了这个局面。 要说国进民退，现在全世界都在国进民退。包括美国也是，只能把钱给像房地美、花旗银行那几个大的企业，稳定局面。特殊情况特殊政策，肯定是要解决特殊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进民退是否合理来判断。现在又提出下一步保持稳定、调整结构的目标和方针。调结构，提出好几次，为的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能让广大弱势群体、普通老百姓分享更多成果。国有企业解决不了太多人的就业问题，还得扶持中小企业，他们会解决两亿人的就业问题。有了工作就有了工资就可以去消费，就能促进经济进一步良好发展。所以，从60年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讲，接下来许多事情虽然有很大困难，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很清醒的。 “重庆模式”探索的可贵性 | |
价值中国：您刚才提到了崔之元教授，他对“重庆模式”做了很多的研究，并将1977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理论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理论支撑。您怎么看待重庆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 |
葛明：重庆模式，我认为很值得思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庆资源性的东西还是掌握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手中——国有企业实际上也在改革，虽然体制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也有相当大的进步。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通俗来理解，就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理论本身都有支持他们的一套体系，但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是在冷战时期，双方互相敌对的情况下，制度的局限因素未能充分爆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随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完全瓦解。可以简单说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完结。在柏林墙倒掉20年之中，实际上各国也进行了各式各样改革的努力，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2008年的金融风暴实际上也宣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对此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同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策实际上也在发生改变，有些国家干预、监管甚至是参股的举措也都出现了。所以，按照米德的观点，良好的运作应该是有国有的、公共部分主导，同时也有私营的部分。但他也提到，公有的部分也要做到民主、法治和透明地决策。 米德的理论可以解释“重庆模式”，但二者还是不一样的。但他毕竟说明在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新的路径可以探索。重庆模式无意中找到了这样一个理论支撑点。 | |
价值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70年代也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我个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在欧洲产生的，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还会有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个和自由社会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大方向上的相似性。就是说最终可能会出现某种方式，把两方面的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 |
葛明：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跟西方那套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性上都有相当大的距离。温总理在解释民主时说，今后我们是要走有普世价值、人类有共同认识的道路。其实，现在特别是新一代就已经没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束缚了，像80后现在讨论的都是哥本哈根这样关乎全人类的话题。不仅是我们国家，像周边的马来西亚竞选，如果不说绿色、环保、人类环境等问题，是很难吸引到80后的选票的。 | |
价值中国：您的观点是说未来三十年大家的方向是明确和差不多的，只是未来三五年的路怎么走的问题。 | |
葛明：我认为是这样。有观点说要预测中国是极其危险的，就像《亚洲周刊》讲的，在1989年6月3号的时候能预测到6月4号的事吗？不能。1989年的6月5号的时候能预测到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吗？也不能。中国往往是在你最失望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在你觉得高枕无忧的时候给你一个灾难。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是这个饼越做越大，但是怎么分配就要动点脑筋。分配上要增加弱势群体分享改革开放好处的分额，不然，贫富不均，这不是历年造成灾难的根本问题吗？其实这就关系到了调结构。 刚才提到的国进民退实际上对像我们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影响并不大。我们现在做的大量工作也都是争取央企的工作，像中粮、中国工商银行、中海油、国航等，都是我们长期服务的客户。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结构来讲，产能过剩的调整，中小企业的扶持，保就业、保民生，都是很有道理也非常重要的事。 | |
价值中国： 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调结构的政策，您觉得是积极的信号。 | |
葛明：我认为是积极的。像去年随中组部“千人计划”调研组去大连、天津，确实看到了非常明显产能上出现的过剩，调整当然是一个很清醒的判断。 调结构应该考虑怎么实现“民进国退”或者是“国民共进”。重庆模式探索的可贵性就在这里。在重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齐头并进、共赢的局面。所以，不要轻易否定。在新的阶段，有人探索这个是很好的。另外，在分配制度上要让老百姓多享受改革的好处。 不过，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问题。之所以关注，主要是兴趣。2010年，还是要做好自身的工作。总之，对我们来讲，这一年是变化的一年。 |
（来源于价值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