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中国需要一个文化拐点 --访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杨壮

杨壮：我以前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认为这个是道德教化或价值观改造的问题。现在，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政府监控失灵的问题，然后是一个市场机制下的制度失灵的问题，其次是市场经济下资源短缺、红海越演越烈的必然产物。再其次，它是企业定位在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提高股东的价值，上市之后在股东压力下，和我们的价值体系的一次博弈。这种制度性的压迫，涉及到政府的政策、法律、市场的规则、企业的经营目标。在这个大的压力下，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即使是进行价值改造，企业也是很难逃脱的。所以这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我们的教育工作也是一大难题。我觉得在一个国家，制度、文化、规则的变革和人的良心的提升、素质的提升要统一。

有人认为先把制度做好，先赚得第一桶金，人的良心就会变好。但我们无数的案例证明不是这样的。也有人说，我们都修身养性，都信佛，然后再来应对这个社会环境。但我认为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和一些规则，特别是思想和精神层面不进行变革，中国不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思维的话，这是很难促成的。

杨壮：是同步的，同时是系统的。彼得圣吉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到系统思维。他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当我们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的相关性取消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当觉得我们很得意，创造了很好的业绩的时候，很有可能今天的业绩是我们明天失败的根源；今天的政策，是我们明天失误的根本原因；今天的失败和反思却可能是明天起飞的起点。从这个含义上来讲，这次的次贷危机在中国当前这种情况下发生不是坏事，而是个好事。它能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国民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起飞。我们在某种环节下比美国需要矫枉过正，需要改变一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人们的诚信行为，这些在中国都要进行反思。因此，人的行为、思想以及内心的东西能够和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话，中国就起来了，而且很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杨壮：在一个低成本、没有影响到大势的情况下，没有真正把资本主义的制度完全学来的情况下，还保持着一个农民的单纯和自然的心态的情况下，这时候的学习成本相对是很低的。我觉得美国的学习成本很高昂。因为当一个人已经纳入了一种奢侈的产品之下，当一个人已经有了一种他自己独特的行为举止，当整个社会对某些东西已经心安理得的时候，要真正改变它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杨壮：我觉得从历史长河上来讲，我比较乐观；但从短期来讲，比较悲观。所谓比较悲观，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盈利的问题，因为他对管理者和经济学家以及我们社会的政策制定者、政府的公务人员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个人在整个全世界都在追求财富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做调改？第二，我们在进行制度变革的时候，文化层面的变革应该怎么搞？精神资本怎么跟物质资本同步？第三，一个企业如何在发展过程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我们现在在研究企业的时候，常常感到研究不下去，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是我们给一个500强企业做培训，他们的管理层每个人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或者严重的糖尿病，但在吃饭的过程中你可以发现他们仍在喝酒。这个企业每周工作五天，周末加班是常事，大家都在拼命地干活。我们在想，大家这么拼命地干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当一个藏族的法师来到北京感谢北大MBA的学生去给他们藏民治疗白内障，感谢他们的社会责任的时候，当大家谈到，眼睛的问题其实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应该把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带进西藏，这样才能使大部分人的眼睛重复光明。之前一直沉默法师说了一句很值得我们反省的话，他说，你以为把眼睛打开之后，他们的心地就一定会幸福吗？不见得。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这个世界的心情可能会更不高兴；你以为你到那里建设之后，就能够给我们带来繁荣和心灵上的安宁吗？不一定。

人生不仅仅需要物质资本，人生还需要精神资本。人生不仅仅应该只有智商，人还需要有魂商；人不仅仅要有情商，人在心灵层次还应该有一种满意度，而这种满意度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和目的，也构成了人心灵的全新的愉悦。我在北大教学期间，遇到无数的案例，也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教大家讲财富，这些东西在一个财富社会里谁都希望追求。而真正在将财富追求到手之后，你也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碗毒药，它给你带来的是心灵上的不安，精神上的下沉，灵魂上的堕落。

杨壮：我看到了希望，很艰巨，但是有希望。我在MBA方面的一些理念未必因为我是国际MBA的院长，我们还有其他院长和教授，大家在这些方面未必一样，但是我们在北大国际MBA这边有相对比较统一的概念和观点——第一个就是商学院的定位，尤其是这次次贷危机之后，我们认为搞企业、搞市场，最后都是搞人文。这并不说，科学技术不救国，而是因为人文、社会变化太大，我们的毕业生如果对企业、对人文、对文化如果不关注、不懂的话，也不会是合格的经理人，只是一个实践者；第二点，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强调两点：第一个是做人；第二个是领导力的提升。领导力核心的点就是领导力是影响力而不是权力赋予的。领导力的依据，第一是领导本人的综合素质，也就是品格，与之相关就是领导力的核心——身体力行。第二是他的远见、视野和对事物的判断力和决策力。否则会急功近利、因小失大，在短期可能会很好地满足股东的利益，但是在长期可能会把企业的利益丧失；第三个理念，是一定要研究、理解国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研究国外的人文的思想，不仅是科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西点军校的学习，有国外领导力之行，有国外很多观念、理念的学习、讨论等。我们还带大家去看纽约联合国，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去做三个月的志愿者。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很大，原来自己想的这点东西忽然间变大了。

还有一点我们可能跟有些商学院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招MBA招学员之前，首先了解的是别人的资产有多大。我认为人和资产没关系，资产大可能是别人带给你的，资产大小跟你能不能维护这个资产没有必然关系。我们应该招有潜质、有素质的、对未来有判断力的、综合的品格全面发展的人。这样，他原来是副手可以变成正手，原来没有资产可以变得有资产。这是个时间的问题。另外，我们还有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就是，其他学校在研究国际化，我们在强调国际化的同时在强调本土化。

杨壮：这一点我很同意，我们对中国企业家谈国际化的时候，对国际化有不同的定义。我们有一个主管人，他从事中国银行业三十年，他对国际化谈到四条：第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工作多年，懂英文，可以用英文很好地沟通、写报告；第二点，可以用英文在全世界交流，在世界当作交朋友的平台；第三，了解这些朋友当地的文化、历史和制度；第三，有自己的业务的专长。比如你是一个经营专家，不能只懂在中国怎么贷款，不懂美国怎么贷款，这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银行业中这种真正的国际化的人才屈指可数。资产很多，人才很少。

他讲的是中国企业家往外走，但是我反过来，外国企业家到中国来也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真正的国际化人员不是单纯的海归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化的道路对我们任重道远。

杨壮：商学院现在关注企业和社会的终极目标之间一个点。有的企业在追求终极目标的时候，没有关注短期的技术细节，企业就垮了。所以，我们的学生经常会问，那我们的企业怎么生存？

我试图讲一个哲学上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实际的。我举两个成功经营人的例子，都是女性，一位五十多岁，另一位三十多岁。第一位在做市场营销时，从来不给对方例如回扣这样的一点好处，她是价值取向，给客户带来好处，让客户追着你走，牢牢地抓着客户；第二位，她有一条原则，从来不与客户吃晚饭，但所有的项目都是她签的。这里面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当你真正把人做好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可能不一定会愁。

杨壮：首先我不是国学家，对国学的一些问题也在不断地学习，我觉得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遇中。在中国的人文的历史中，没有文艺复兴。也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往往在资本主义高度繁盛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人文精神。

中国的国学里面我认为还有一些缺陷，第一个是人的本能和社会之间的这种透明度上有缺陷；另外，就是在西方比较明显的，希腊哲学家讲的人的个性、人追求幸福、追求自由、追求独立思考的精神。然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改革还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文化，还有经济和媒体、经济和文化往往是分隔开来的。

中国文化里也有很多的精华，例如孙子兵法里关于人的素质问题，道家里“道可道，非常道”以及“道法自然”思想。西方社会这种反自然，以一个点带动另外一个点，注重他们的逻辑关系而不注重内在关联，看重短期不看重长期，只看见一面看不见另一面的这种做法，道家的这些思想其实提供了很大的一个警示。就是在人文这个层次，世界是连在一起的。

杨壮：中国认为事和事都是一体的，人和人都是有关联的，在很多现象上的关联是自然的关联、社会的关联、宇宙的关联，不是人为去平衡的，人为去平衡一定会发生冲突。西方有一个概念，就是“蓝海战略”，我认为唯一是这个战略结构中结合了人文的东西。就是说我不跟你正面冲突并不是我要平衡这件事情，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这是道家的思想。我要说的观点是，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力度，以前太穷，现在还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反思、消化、重新归纳整理中国的文化的精髓。我们历史上有三次“文化革命”，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一次是1949年的变革，然后就是1966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政治革命，我们没有真正文化层次的变革。尤其是与时共进之后，21世纪什么是基本的文化特征？什么是世界所有人的生存法则？我觉得中国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像西方一样，有一种独立思维的理念。在西方，人是最独立的个体，我有理想，为了一个目标，我自己可以在一个社会里独特地创造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有理念、有思想、有价值。世界是扁平的，我从来认为世界在文化层面没有扁平，太不一样了，反而越来越不平衡。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在方方面面的层面，对文化和世界的规律进行反思。这样我自己觉得可能才能产生世界在文化层面的和谐。

杨壮：我比较有信心的一点就是，包括像70后、80后、90后，他们见多识广，很知道追求，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我最近在北大做了一个民意测验，有一个十八项终极价值观和十八项工具价值观。终极价值观就是诸如幸福、舒适、振奋刺激的生活，成就感，国家安全，美丽、和平的世界，内心平和等等；工具价值观就是为了达到终极的而应该体现的行为举止。有效调查有350人，分男、女，高年级、低年级，理科、文科，农村、城市，外校、本校这些层次。这个调查的结果让我们特别惊讶，终极价值观中17个问题的回答都不一样，但所有的第一个问题答案全部一样，就是幸福、满足。

再说到我们这个调查，关于工具价值观，它包括宽容、诚信、团队等技术、素质层面等，他们17个问题的答案也都不一样，只有第十八个相同，大家都选了一项——勇敢坚定。我认为当他们选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方面是追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缺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一代是有希望的，关键在于怎么引导他。

杨壮：是。另外，我觉得也有中国的经济导向的问题。我很尊敬这些经济学家，但我觉得他们谈经济的时候太把重点放在价格、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上。这些东西不是不应该放，但是我觉得应该同步，现在应该同步了。

杨壮：我同意这一点，那个阶段必须这样。但现在阶段，特别是三氯氰胺的事情出来之后，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深思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想的是如何应付，如何让那个各级政府继续把经济刺激起来。我觉得物质的力量是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来的，精神也是需要物质的力量推的，两者之间可以有互补。

我们看这个调查，感觉特别有意思。大概在5年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那时人们追求的是舒适富裕、振奋刺激的生活，而这些东西现在都下去了。就是说他们的心态已经由于受到他们的父母、家庭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们需要追求一种美感。这种美感从美学角度来讲，跟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人在二十一世纪是有缺陷的。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多元的视角。在多元视角下，大家准备追求幸福，但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下，又没有追求幸福的勇气。这就说明了，现在领导者是应该与时共进的。

杨壮：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很值得反思的事情。当我们每天在教学生的时候，一方面你看到问题存在，一方面你又会发现，其实希望就在他们身上。这也正印证了人有周期，企业有周期，知识有周期，这个世界在变化。从世界发展规律来看，世界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好。西点军校的教育告诉我们，要真正能够往前走的话，态度是第一位的。无论中国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培训、很多理念，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一个群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我们所关注的文化上的拐点。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拐点的。

就像纽约突然间在95年从一个犯罪城市变成一个治安很好的城市，很多人说这是因为警察，因为法制。后来人们才发现，因为在70年代一批嬉皮士的女人。这就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单纯地增加警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希望中国能够尽早地迎来我们文化上的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人相对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人（我不讲纯粹的人），是比较和谐的人，心态比较平和的人。现在不是，现在一个人是八面，很累。

杨壮：我谈两个点，一个是商学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一个是商学院的未来。启示，第一条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高管、团队一定要有一个理念。最初，我们的十六字理念体现了我们的导向和使命，叫做“北大传统、中国特色、国际接轨、世界一流”。后来我们就强调了一个“学识、胆识、远见卓识”。2004年学习了西点之后了，我们就发现西点不仅是强调be还强调do。be是什么？就是你是谁？到底素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就提出3C理论，就是“能力（素质）、品格、承诺”。第三条，一定要坚持国际化的走向，关键是学习国际化的核心、思维、价值、管理理念的背后和领导力的竞争；第四条，在国际化的办学中一定要讲究本土化，就是中西合璧。

关于未来，我们有几个点要继续坚持，一，一定要坚持核心理念，环境变化之后我们有些原则是不能变的，比如人的人文素质、教学质量、教学思路不能变，要坚持价值；第二点，我们要更加注重研究中西文化、中西经济、中西管理、中西哲学。次贷危机之后，我认为中西政治格局会发生变化，不管怎样，我相信美国不会垮，因为我相信它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制度，一个是人才。但是，美国今非昔比。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可能是大国，因此，大国就要有大国的心态。所以，我们的学员在学习上就要有更多的创新。其中，创新的第一条就是要对外国公司在中国、中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经营的案例、教材、理念和文化要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最后一点，我是觉得可能像我们这样的小而精的特色企业，我们也需要立足于高层，但是这个高层不能仅仅以企业的规模而论，不能以企业的短期行为为准，我们要训练出一批既国际化又懂中国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应该包括人的能力因素，还包括人的道德理念、信仰层面的东西。这一点是今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可以有很多的创新的地方。今后怎样在国际化方面培养人我们任重道远。将一块煤，经过培训、情境、训练、压力之后，培养成一颗钻石，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