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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精英治理下推进改革 ——价值中国网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发布时间:2023-12-18 15:00 来源:酒店新闻网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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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所谓的精英治理就是专家治理,我们的公务员系统应该由专家组成,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在这个社会,我们不仅要看到穷人需要保护,富人面临危险,所以我会提出保护富人。改革要继续前进,改革中的问题要解决,两者并不矛盾,最可怕的是否认改革,回去搞毛泽东那一套。

价值中国网:您说过中国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那您是基于哪几个方面得出的这个判断,精英指的是哪些人?

茅于轼:精英治理的对立面就是老百姓治理,毛泽东时代试过的,但彻底失败了,他找了上海的王洪文,还有大寨的陈勇贵,这些人都算不上精英,他们是代表老百姓的,现代化的社会非常复杂必须由专家治理,专家治理还不一定能搞的过来,你让老百姓去治理怎么治理得了。所谓精英治理就必须是专家治理,公务员的班子必须是专家班子,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选举制度)从道理上讲,选举出来的人,像政治家,是要不断更换的,选上去就上去,选不上去就下来。治理人,就是公务员系统,应该是精英治理,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现在,成功的国家都是这么管的。

价值中国网:张维迎曾说: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最优的人从商,次优的人从政,一般的人从事实务,这才是比较合理的结构。您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吗?

茅于轼:我不同意,最优的人应该搞政治,可惜现在搞政治的人都不是最优的人,最优的人现在从商倒是有可能,我们现在政治上淘汰后出来的人,不是最会治国的人,而是最能适应淘汰机制的人,比如某些官员,不见得他是那个位置上最适合最优秀的,而是在官员选拔的淘汰机制中,他最能够生存下来。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像布什等,都一样,他们对治国都不行的,但是他能弄选票,所以就当上总统了。最能适应这个淘汰机制的人现在当了政治家,所以把全世界搞的一团糟,都是些庸人,不是像诸葛亮那样有远见卓识的人,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所以,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来搞政治。问题是现在还没有想出一个制度怎样让最优秀的人当上领导。这个是很难的事,是现在人类社会解决不了的问题。

价值中国网:您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要归功于中国的企业家们。从经济学生产函数上讲,产出除了决定于资本投入、劳动力、企业家才能外,还与科技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关系,这也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提高的最关键因素?

茅于轼:我认为还是我的判断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判断的,我是独立的判断。科学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家也是在市场里运作的,没有市场,科学家也发挥不了作用。市场是很多人共同形成的,包括企业家、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员,但是你想想,改革以前有工人有政府,没有企业家,他就搞不起来。现代,改革以后,过了一个企业家,我们经济就搞上去了。经过这个比较,就知道企业家的功能是最重要的。

价值中国网:根据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为零下,只要产权划分是明晰的,无论产权的划分给谁市场上都是有效率的,结合前一段时间的“国退民进”,您能谈一下您的看法吗?

茅于轼:他这个说法,从技术上讲是不错,但是从现实上讲,如果你的产权划分不恰当的话,就会影响到以后一系列的问题。在“国退民进”中,如果国有资产卖给企业家,如果这个过程不透明,私相授受,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一个产权转移将来会留下无穷后患,将来是要清算的,因为这样获得财产是非法的,所以也不是说产权划分明晰就能改善资源配置,产权是明晰了,但有时会留下了很多问题。他那个说法技术上是成立的,但是在现实中产权的划分一定要合乎法律,一定要有正当的程序。

价值中国网:您说过一句话:“我愿意为富人说话,也愿意为穷人说话,所以不在乎富人与穷人,而是该说的话要说,不管为什么。”但也有一些人对您的话不能全面的看待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论。那是不是因为现今富人因为资源的优势本身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而穷人属于弱势群体,利益经常受到侵害,而产生现在社会上对一切支持富人的言论的抵制?

茅于轼:你说富人因为有钱,所以他们可以用一些资源为保护自己效劳,但你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富人有钱,他也是树大招风,也有一些人想弄富人的钱,什么人呢?一个是黑社会,一个是政府。所以,富人在黑社会和政府面前也是弱势,我为富人说话,就是抵抗黑社会抵抗政府对他们的侵犯,特别是政府对他们的侵犯,我们国家的政府权利太大了,经常侵犯富人也侵犯穷人,不过侵犯的情况不一样,但被侵犯是一样的,所以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要同样保护。

茅于轼简介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  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棗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此书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  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2次。  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  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为该所法人代表。主要兼职如下: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等职务。个人网站

价值中国网:关于中国今后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的争论,其实是关于继续推进改革还是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先进行改正,这两者哪一个先行的问题吗?您的观点是什么,怎样才是对中国最有利最有效的。


茅于轼:这两者不矛盾,改革要继续前进,改革中的问题要解决,都要进行。现在的危险其实是否认改革,好要搞毛泽东那一套,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四大民主,认为我们现在出的问题很严重,而没有看到毛泽东时代问题更严重,他们梦想一个乌托邦社会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大家比比看,哪个社会的问题多,现在的问题多还是毛泽东时候的问题多,这个全世界都是有公认的。


价值中国网:您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据说“天则”取字《诗经》的诗句,”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意指自然之则,那您认为的经济学的自然之则是什么?是您的择优分配理论吗?您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哪些寄望?


茅于轼:就是平等和自由,择优分配理论没有讲的背景,其实是自由与平等,如果是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它才会导致资源的自由配置。我觉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素材特别丰富的国家,因为它经过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利用这个丰富的素材,发展出经济转轨经济改革的新理论。



(来源于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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