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他山之石 一家之言

         司马文：通过回顾从前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20年到25年的时间内,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的国际关系在此期间,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就是为经济的发展服务。无论是针对 美国、欧洲、还是亚洲地区，中国所采取的国际关系策，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    同样，从2005年来看，中国很大的任务还是发展经济，这就要求必须有效地管理和控制 好高速发展的经济。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也是国际经济的成分。这样，对于中国来 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平衡、或者说制造某种差异化政策，去针对这些不同经济地区的 国际关系，而是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好、调控好相应的国际关系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中国经济环境和全球化环境。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巨大、并且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许多的 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新的尝试。所以，这里面有 不少管理和执行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好同国际性经济组织，象WTO这一类组织的关 系，再比如：如何管理好中国在其中所占比例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我个人认为，对于 中国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本名Brendan Smith。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1999年毕业时23岁，是伦敦政经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士之一。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习,并曾授课于哈佛大学政府系。曾是中国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教授。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首席代表。负责中国学生赴伦敦政经学院的联络工作，也负责发展和贯彻伦敦政经学院在中国的策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世界最具学术性的学院之一。在一百多年中，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学生已形成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主力， 是任何一所其它大学所不能相比的。www.lsechina.com个人主页
   

    价值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一部分的推动力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您认为从长远 发展来看，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司马文： FDI的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2003年和2004年的相关统计数 据都表明，中国已经是全球FDI净流入最大的国家。当然，中国的FDI形势的确存在有一 些问题，比如：资金的流向问题，也就是该投向哪一个行业？还有，外资在重要领域的股权比例是否要限制的问题，等等。    首先，我个人认为，当前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资金流向需要管理。中国政府已经 制订了一些相关政策，来引导资金的流向。同时，也有一些相关的法规来约束一些行业 的投资。其主要考虑的焦点是，在某些行业，有否投资过度或投资过热的现象和事实。从上前两个季度可以看到的，象汽车制造行业，象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有一些过热的趋 势，应当适当地予以调节。另外，这也是一个投资的基础结构的问题，如何规范或者引 导出合理的产业投资结构，也是关键所在。    第二、另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是如何让加强国外投资人的信心。我的意思是说，如何以一个好的法律体系，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来持续吸引国外的投资人。中国的法律体系同美国、欧洲地区的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很多的不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进行沟通，同时，国外的投资人也特别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如果要排一个第三关键的问题，我愿意说是金融机构的信用管理问题。 银行等金融机 构的信用管理问题，也是关系到FDI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银行的信贷政策 及其监管的问题，证券市场的效率和监管的问题等等，都对国外投资者的中长期投资的 信心，有着重要的影响。

     价值中国：多年以来，您一直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您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着道路 上，有哪些急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司马文：价值中国网所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主要有两个大的关键点需要关注。第一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问题。这是一个中国国内的人士，和国外的人士都会考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很快，在这些年，但是，总体的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中国应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充分关注一些稳定、持续发展的因素。象注重环境的保护、投资结构的合理安排、能源的有效利用等等，都是对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些保障。    第二，是一个均衡发展的问题，以及管理经济不均衡发展的能力问题。当然，无论是哪一个经济体，无论是美国、欧洲，或者其实亚洲国家，都有这个均衡发展的问题。而中 国的情况，因为地域发展的差异，以及一些历史的原因，这个均衡发展的问题尤其明显。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各个区域都在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但 是，象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发展程度、规模水平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这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地区的机构，在管理上都是很大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比如：如果均衡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的就业问题？一些地区的贫穷问题？逐渐增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等等。    另外，经常地，大家会特别关注一些具体的问题或障碍的解决，比如金融系统的改革， 比如不良资产的处置等，认为大的、具体的问题解决了，经济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由于经济问题是一个大的系统问题。这一点往往被多数人所忽略。我认为，应当也要试着从一个大的环境图景来看待经济发展，从一个大的社会系统来看待经济发展。从中国一个国家，从亚洲地区，从全球范围来看待、来研究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和机会。

     价值中国：一个经济体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您认为中国企业应当着重发展哪些方面的竞争能力？发展这些竞争能力的现实可能性如何？

     司马文： 谈到中国的竞争力，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国家，所以通常把中 国定位成一个世界的制造业基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也有很多国家，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也很低廉，象印度、象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但它们并没有成为这方面富有竞争力的地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世界制造基地，除了劳动力价格以外，还要具备富有技术的劳动力资源，和有效的管理，还要在适当的时机，提供适当的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能力问题，有效的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无疑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因此，许多国际性的企业都很乐意在中国地区进行特定产品的生产制造。而且，这个竞争力，我认为，也是可持续的竞争力。即使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在逐渐增高，中国还有广大的内陆和西部地区，还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提供。同时，对于知识和技术的管理，也是处在不断地自我增值的一个过程中。所以，在可以看到的未来，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将持续。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也在慢慢地提高。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不少的成功个案。比如：联想对于IBM PC部门的收购，上海企业收购了法国的汽车公司，更比如象华为公司，在电信设备制造领域，对于象思科、朗讯等跨国企业的造成的巨大压力，以及华为在美国、欧洲市场方面的成功进入和经营，等等。这方面的能力也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我认为，有一个比较需要注重的问题就是，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有效管理，和对于全球化企业的有效管理。有限的几家公司的成功案例，对中国企业的整体来说，还不足于形成强大的和广泛的竞争能力。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学习有效地管理全球化竞争，同时，如何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报酬机制，去鼓励企业、鼓励企业家个人以及企业员工的创新，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价值中国：您目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工作，这是一所世界上最具学术性的社会科学类大学。从您的角度看，大学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所理解的中国大学和国外大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司马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无论是在中国社会，还是其它的社会，大学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比如，大家都知道，非洲的经济发展整体来说，比较落后的，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也比较落后，你也同样可以看到那里的大学系统，从整体来看，是比较落后的。学术是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的。另一方面，即使你可以那里有一些学术方面的天才，由于那些国家的大学系统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他们也选择了离开那些国家，而去到美国或者欧洲去发展他们的学术生涯。人才的流失也进一步加大了对于那些国家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大学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的情况，我并不是太了解。我只是想说明的是，我认为一个好的大学系统，应当在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在经济领域，培训大量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努力地培养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或者是创新精神。在政治领域培训更多高素质的政府官员，帮助他们规划出更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基本的体系结构。以上这些，是从实践的层面，谈到大学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应当承担的责任。    另一方面，大学也在研究领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自然科学领域方面，比较容量理解，大学在承担着各个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和方向性的探索工作。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学也在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大学通常会研究，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健康，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才是更理想的社会等等。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们就更关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中国有一个特别的需求，那就是，由于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各个地区都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需要更好的高等教育。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等教育指的就是大学层次的教育。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迫切需要有更多的大学，或者在现有大学内需要有更多的空间，去容纳更多的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这个规模化的需求扩大的同时，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大学应当如何在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在教职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在学校的大楼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甚至是不断提高整体的教育和研究的品质。这又是一个需要均衡管理的问题。